【中心原创•专题争鸣】“岳父灭门女婿”案二审改判死缓属量刑不当

发布于 2021-04-21 09:43

“岳父灭门女婿”案二审改判死缓属量刑不当

张婉玉


[摘  要]自首虽为法定量刑情节,但其具有“可减性”而非“必减性”,在本就值得科处死刑的案件中,自首不应成为“免死金牌”;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过错”应当严格认定,“一般过错”不应也不足以影响量刑结果;在谅解主体具备双重矛盾身份的前提下,应当审慎认定该酌定情节;在“情节特别恶劣”的案件中,不应忽视被害人权利保障,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利于实现“三效果”的统一。

[关键词]自首;被害人过错;刑事谅解;死刑


近日,成都“岳父杀害女婿全家”案进入公众视野,引起了学界和社会大众的热议。2019年12月20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主观上具有杀害他人的故意,客观上持尖刀捅刺被害人胸部、腹部数刀,造成三人死亡的严重结果”,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改判张志军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本案一出,舆论哗然,有学者将之与“百香果女孩案”进行对比,认为本案二审改判死缓不当,应当启动再审程序改判死刑立即执行;有观点认为本案中被害人具有过错,且被告人张志军存在“自首”的法定情节,二审改判死缓具有正当性基础。笔者认为,该案判决可能会影响到司法实践对于死刑政策的理解与适用,案件的处理结果应当符合天理、国法、人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死缓属量刑不当。

一、逻辑剖析:二审法院改判死缓的理由难以成立

(一)自首不是“免死金牌”

1.本案确具备“自首”情节

据一审法院查明,张志军作案后曾拨打110投案未果,遂通知正在上班的女儿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停留在案发现场,后被赶到的民警挡获,相关证据也显示张志军分别于10时36分、38分及39分拨打过110,通话时间均为0秒,张志军称电话未接通的原因是“忙线”,此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小区物业人员也证实,张志军在案发现场说过“是我干的,我不会走”,并称已经报警,请求物业打120叫救护车。《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本案中,张志军作案后停留在案发现场,并主动拨打报警电话,表明其主观上并不存在逃跑的意图,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其“自动投案”,且满足归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的条件,因此成立自首的法定量刑情节。

2.自首为“可减”而非“必减”情节

《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可以”不同于“应当”,亦即是否从轻、减轻处罚仍需法官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判断,对于本就值得科处死刑的案件,不能仅仅以具备自首情节为由减轻刑罚。本案中,张志军作为曾有从军经历的成年人,明知捅刺他人胸部、腹部可能会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仍持利刃连续捅刺邹某、杨某芬胸部数刀,捅刺邹某海胸腹部一刀,刀刀击中要害,致三人先后死亡。在本能采取更为平和的方式解决幼女带养问题的情况下,选择极端方式阻止纠纷,且张志军在捅刺一人之后未打算停手,反而变本加厉、连捅三人,主观恶性极大,社会危险性可见一斑,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大,结合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从严处罚。“慎用”死刑并非“不用”死刑,刑事司法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个案判断实现公平正义,“自首即可免死”的信号一旦产生误导,公众安全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司法实践亦会无所适从。

(二)被害人的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过错”

参照词典释义,“过错”即为过失、错误,该语词的运用范围极广,除法律领域外,社会一般大众亦常将其作为评价自己或他人行为的重要内容,就民事领域而言,只要行为具有不正当性、违背社会道德,即可认定为“过错”,然而,作为刑事法领域影响被告人量刑的酌定情节,“被害人过错”应当严格认定,[1]在故意杀人等重罪案件中更应如此。

1.“一般过错”不应也不足以影响量刑结果

有学者以过错的程度为依据,将其划分为罪错、严重过错、一般过错、轻微过错,并认为死刑案件中影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过错应当仅包含前两者,笔者对此表示赞同,首先,若被害人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罪错”,即案发时使被告人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此时被害人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到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问题,决定着刑事被追诉人的罪与非罪;其次,只有具有严重过错的被害人行为才值得纳入刑法评价范围,具体而言,第一,被害人的行为是严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或者违法行为,[2]笔者认为,因琐事发生口角、言语上的埋怨、争吵、辱骂、轻微的暴力或因经济纠纷等轻微、一般过错引发的故意杀人行为不应认定为刑法意义上影响案件量刑的“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以社会一般的理性人作为判断标准,结合双方攻击力量的相当性、凶器的有无、挑衅行为的侮辱性程度以及对案件的起因是否有责任等要素进行综合考量;[3]第二,被害人过错与故意杀人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的行为严重悖逆社会公德或者违反有关法律,其过错对于加害行为的发生有积极的诱发作用,与加害结果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足以导致他人产生犯意甚至当场杀人。

本案因家庭琐事引发,被害人前去被告人家中商讨幼女带养问题,后因协商未果发生抓扯,据张志军供述,在邹家争夺孩子并揪扯其妻头发时,其从储物柜中拿出剔骨刀并试图制止,后在未果的情况下捅刺被害人。如今,三名被害人已经死亡,案发当日被害人是否对张志军之妻实施了推搡、击打其有旧疾的头部的行为仅凭被告人一方供述难以认定,笔者认为,尽管本案中被害人的行为确系不当,但程度轻微,仅成立“一般过错”,并未达到刑法意义上“被害人过错”所要求的严重程度,该行为并非故意杀人行为的诱因,其与加害行为无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考虑到本案被告人与被害人两家的特殊关系,希望获得孩子的带养权并不违背一般社会伦理,尽管存在冲突,但并不会直接威胁到张志军本人及其家属的安全,以利刃捅刺多人的方式阻止纠纷实属具备主观故意,试图以被害人过错减轻被告人刑罚于法无据。

2.二审判决表述前后矛盾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提到,“该案系家庭纠纷引起,被害人在处理纠纷及子女方面亦有不妥,但并非张志军杀人的必然因素,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过错”,该表述明确了本案并不存在“被害人过错”这一酌定量刑情节,然而,

“被害人不期而至且抢夺孩子,张志军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为维护自身及亲人利益而实施激情犯罪,被害人对矛盾的激化有直接责任,张志军犯罪行为的可谴责性程度降低”的论述令人困惑,“直接责任”的认定从侧面肯定了被害人的过错,并试图运用“谴责性降低说”[4]减轻被告人张志军的刑事责任,此举着实令人费解,前后矛盾的表述不仅使案件关键情节的认定难以调和,更会使社会民众对裁判文书的公信力产生质疑,虽无法探究该情况出现的原因为何,但二审法院未准确把握刑法意义上“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条件确是事实,就本案而言,被害人过错不足以也不应当改变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

(三)“被害人家属谅解”不能为二审改判提供正当性依据

1.刑事谅解的主体具有双重身份

本案中,一审未提及谅解,二审由张月出具谅解书。就被害人邹某而言,由于案发前与其妻张月并未离婚,存在夫妻关系,由其作出刑事谅解系合法行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本案中张月具有双重身份,其不仅是邹某的妻子,更是被告人张志军之女,“被害人”实为犯罪行为的直接感知和承受者,先不论其失去丈夫是否遭受强烈的精神痛苦,就本案而言,案发前其与邹某存在争吵矛盾并多次起诉离婚,夫妻双方感情已不和,其出具谅解书究竟是出于恢复社会关系,亦或是偏袒父亲欲为其争取宽缓刑罚的目的不得而知,在身份矛的前提下作出刑事谅解并不符合谅解制度的设置初衷。此外,本案被害人共三名,即便张月有权利出具谅解书,但其与邹某海夫妻(公婆)并不存在亲属关系,其意见难以代表所有被害人家属,还应当由邹某海、杨某芬的直系亲属出具谅解书。

2.谅解仅为酌定量刑情节

刑事谅解的限度为何?是否只要存在被害人谅解即可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属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定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规定的财产犯罪及轻罪性质决定了谅解在家庭等特殊关系中的介入空间,[5]与之相对应,在故意伤人、故意伤害致死等重罪案件中不区分具体情况一味酌情从宽,不仅难以有效实现修复社会关系的目的,更有可能导致量刑不公及错误指导司法实践的后果,据此,笔者认为,作为一项酌定量刑情节,被害人谅解与从轻处罚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法官应当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及案件中所具有的各种法定从重、从轻或减轻情节作出综合判断。

二、应然选择:判处被告人张志军死刑立即执行    

(一)本案系“情节特别恶劣”的案件

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对何为“罪行极其严重”,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高铭暄教授认为,其包括行为的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极其严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极其严重三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结合本案具体案情,被告人张志军无论在客观行为还是主观故意方面,均符合“罪行极其严重”的条件。

1.客观行为:刀刀致命,并未停手。

二审判决书中提到,被告人张志军曾供述其握刀朝邹某的胸口扎了两刀后,被害人就在沙发上不动了,而在此时,其并未放下屠刀,而是朝旁边正在抱孩子的杨某芬扎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此时杨某芬抱孩子的行为并未对张志军及其家人的安全造成威胁,其捅刺行为系发泄不满;其次,张志军二次行凶的部位仍为胸部,作为一名具有从军经历的成年人,其明知持利刃捅刺他人胸部会造成严重后果,却希望或放任这一结果的发生,此时其行为已经非“激情杀人”四字所能概括。被害人邹某海见妻、子被捅伤后下意识地扑向张志军,但也惨遭毒手,结合双方武器持有情况,张志军行凶杀人刀刀致命,且并无停手之意,造成三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人身危险性极大,情节特别恶劣,值得科处死刑立即执行。

2.主观故意:连续行凶,恶性极大。

客观行为乃主观故意的外在反映,犯罪行为系思想支配下的作为或不作为,被告人张志军在能采取其他方式制止冲突的情况下,选择手持利刃结束邹某一家三口人的生命,与曾经的“亲家”阴阳两隔,亦使得孩子再也得不到亲生父亲的疼爱和关怀。其在明知持刀捅刺行为会造成三名被害人受伤甚至死亡的情况下,积极追求或任由危害结果发生,连续行凶多次,情节特别恶劣,足见其主观恶性的深重,即便案发后并未逃跑而是等待公安到来,但也难掩其罪孽之深。二审法院指出,“张志军作案后,尤其是被害人邹某海被其捅伤后没有继续加害他人,尚不属于犯罪动机极其恶劣、目的极其卑微的情形”,笔者认为该点论述过于牵强,根据现场情况,连杀三人后已无人可杀,还能再去加害谁?连续捅刺三人后停手即代表主观恶性不大?二审法院的理由着实令人难以信服。

(二)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应被忽视

刑事诉讼法承担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任务,近年来,加强被告人权利尤其是辩护权保障的呼声日益高涨,毋庸置疑,为实现控辩平等、彰显程序正义及实现司法公正,落实被告人各项权利乃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被害人作为诉讼参与人,其权利同样需要保障,从外部关系来看,犯罪行为乃国家与被告人的冲突,但究其本质,被害人才是该行为的直接承受者,定罪量刑的结果与其紧密相关,司法实践不应矫枉过正,需谨防落入过度强调被告人权利而忽视被害人利益保障的窠臼。本案中,犯罪行为所遗留的是三具冰冷而又血淋淋的尸体,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张志军挥刀的当天,不论学界对于刑罚功能的理论探讨为何,“杀人偿命”的社会观念难以改变,在情节极其恶劣、主观恶性极深的本案中,量刑时不应曲解“少杀慎杀”的政策内涵,而应在充分考虑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前提下作出公允判决。

(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有利于实现“三效果”统一

对于死刑,我国适用“保留死刑,严格限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强调死刑适用的审慎性,而非完全不适用死刑,[6]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结合具体案情判处死刑不仅是严格执法的体现,更是民意的彰显。刑法是社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犯罪行为极其严重、造成社会恐慌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等犯罪中,作出符合天理、国法、人情的判决才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本案改判死缓不仅会释放出连杀三人不会判死刑的错误信号,亦难以有力指导未来的司法实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被告人张志军因家庭纠纷持尖刀连续捅刺他人胸部腹部数刀,致邹某等三人死亡,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犯罪后果严重、主观恶性极大,尽管存在自首、被害人谅解等法定、酌定量刑情节,但因罪刑极其严重,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判处被告人张志军死刑立即执行不仅为法律之义,亦是众望所归。


参考文献:

[1]陈俊秀:《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基于刑事案例裁判观点的法律表达》,《法律适用》2017年第16期。

[2]彭新林:《被害人过错与死刑的限制适用》,《法学杂志》2017年第11期。

[3]薛楠楠:《被害人过错情节在限制死刑中的适用》,《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4]“谴责性降低说”为域外国家认定被害人过错的重要学说之一,即由于被害人过错是引起犯罪行为人犯罪决意的原因之一,从而对自身的被害负有一定的伦理或法律责任,并应当受到一定的谴责。正因为被害人的过错行为也应受到一定的谴责,从而使犯罪的谴责性降低。

[5]韩俊雯、李忠勇:《论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6]于洪伟:《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实证研究》,《刑事法评论》2018年第1期。